“家”与“国”二字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分量最重的两个字。孟子曾言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”，顾宪成则疾呼曰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。每当战乱之际，总有一批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挺身而出，霍去病写下了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”的千古名句，《黄氏族谱》则将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国之不存，何以为家？卫国御敌乃吾族之责也”的至理名言作为家族子弟教育与继承的家训。
壮哉斯言！正如一通矗立在长治市襄垣县的《殉国烈士纪念碑》所铭刻的：“华夏立国五千余年，其所以雄峙东亚，辉耀瀛寰者，自有其立国之精神在。顾亭林有言：‘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’抗战诸烈士光荣殉国，从容就义，可见华夏立国精神赖此民族伟大气节也。”没有国，哪有家？正是因为有了丰碑所铭刻的烈士们的“光荣殉国，从容就义”，才维系了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与血脉。面对敌人最为疯狂之扫荡，山西广大的敌后根据地在最艰难之时，“抗日干部几不能存，日必徒居数村，夜必露宿山坡、窑洞。风寒暑热，雨露风霜，在所不避；枪林弹雨，牺牲流血，亦所不惜。敌虽凶顽，总战不胜人民的力量”（左权县《创建烈士祠碑记》）。
道家大家葛洪曾言“烈士之爱国也如家”，在抗战之际，舍“小家”而为“大家”，为国就义者比比皆是。襄垣县有一通《殉国烈士碑》记载了诸多烈士的故事，他们多是农民出身，但其身上却铭刻了中国人浸入血脉基因之中的家国情怀。我们在此仅摘录一则：“米国珍同志，三二岁，本区郭庄人，农民出身。抗战后，受不了日寇及封建势力的压迫，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。该同志曾担任过区粮食助理员和抗日村长。一九四一年，曾被敌寇汉奸米维士几次威胁其屈服自首。该同志不但不动摇，反而更加坚决脱离家庭，到区工作。于米家坪战斗中光荣牺牲。”
展开剩余53%再如《烈士李桂林暨刘元龙二同志纪念碑》中的李桂林同志，牺牲时仅有二十八岁，他是“石匣村人。自幼家境贫寒，债台高筑。父以做豆腐为业。”“抗战后，一九三八年春参加共产党，任小组长、支委。继任本村青救秘书，领导群众对统治者斗争。一九三九年七月，敌占辽城后，任十区财粮助理员，常在敌游区工作。敌捕捉其家属，威胁其屈服，然桂林同志蓄意坚贞，将家中老幼搬出根据地居住，摆脱了敌人毒手。”后“于襄垣战斗中身先士卒，指挥全体战士与敌搏斗，不幸光荣牺牲”。无论是襄垣县所立碑刻中米国珍同志“坚决脱离家庭，到区工作”，还是左权县所立碑刻中记载的李桂林同志的“蓄意坚贞”，都体现了中国人一种极为朴素的“家”与“国”的情怀，米国珍、李桂林等同志非不爱家，反而正是因为对家的深沉之爱，所以才甘愿选择了牺牲个体之家庭而奉献国家，彰显了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。
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是杜甫在《春望》中的一句诗，形象地勾勒了战乱之际民众妻离子散、音书不通时期的忧国与念家的情怀。在抗战之际，在三晋大地上有很多青年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，直至牺牲才有消息传回家乡。在黎城县董壁村就有这样的一通碑刻，记载了村庄两位青年王泮荣、胡四良的事迹，他们虽已逝去，但他们的事迹铭于碑刻，仿若家书一样，一直矗立在该村，被家乡的人民不断诵读。碑文撰写道，“自抗战以来，我村青年踊跃参军，前仆后继。在民国三十一年参军时，王泮荣同志争先入伍”，后“终因特务汉奸配合敌寇，光荣牺牲”。“胡四良同志在七七事变后曾任青抗先部长，又当选杀敌英雄后，又任武委会副主任，于本年七月参加胜利军，开赴磁县，与敌伪奋斗一昼夜中伏身亡”，他们“忠于国家民族而牺牲”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儿女。
“寸寸山河寸寸金”，从吕梁山到太行山，无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我们这片土地，正是因为他们的“家国情怀”，正是因为他们的“舍身为国”，才造就了我们今日之欣欣向荣的中国！哀思祭忠魂，正如《晋绥边区党政军民殉国烈士纪念碑》中所发出的感叹：“滔滔汾河水，巍巍吕梁山，诸烈士之英名，将如水之长，如山之永，万世流芳，永垂不朽！”
贾登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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